在特定的大运动时期，诸多将领的境遇各有不同。不少将领遭受冲击，进而被迫靠边站，在工作层面暂离核心位置。然而，也存在一部分将领，他们在参与“支左”相关工作时表现极为出色，凭借突出的工作成效获得认可，进而得以被提拔任用。其中，李德生、刘贤权等人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。

很多人或许对刘贤权并不熟知。在战争年代，他可是既能从事政治工作，又能胜任军事工作的多面手。然而，若要让他做出选择的话，他会更倾向于带兵打仗。其中有件颇为有趣的事儿，他曾担任教导员兼营长这一职务，可他却执意要换成营长兼教导员，从这一点便足以看出，他内心确实是更乐意投身于军事工作的。

在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后，他获得了职务上的晋升，先后担任军政委、军长等重要职务，之后还出任了沈阳军区副参谋长一职。

在1963年这一年，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，被跨区域安排至兰州军区任职，担任的职务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，并且同时兼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。通过此次调动，其职务层级也发生了显著变化，由原本的正军级得以提升，晋升到了大军区副职这一重要岗位。

在那场大规模运动爆发之后，时任省军区司令员的刘贤权受到了极大冲击，进而遭到监护，致使当地陷入了瘫痪的局面。直至1967年，此地发生了武斗，还出现了“青海事件”。在此情形之下，上级下达了相关指示，刘贤权旋即投入到工作当中。随后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得以成立，而刘贤权出任该革委会主任一职。

在他全力以赴之下，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工作，比如全力防止武斗现象的发生，大力促进各方联合，悉心搞好内部团结，同时着力推动工农生产得以恢复等等。

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，青海地区数百万人民积极响应相关指示，全力支持革委会开展各项工作，这一举措也为刘贤权顺利推进其手头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，青海当地的局势于较短时间内便趋于稳定。然而，受彼时大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强力制约，对于刘贤权而言，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局面实非易事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尽力减少建设方面所遭受的损失。

对于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来说，这已然相当不错了。既要肩负起军队方面的诸多职责，又得挑起组织开展一省各项工作的重担。

上级对他的能力予以认可，原因在于青海那起事件得到了快速的处理。

在当时，军委办事组承担着军委日常工作，其组长、副组长的职能类似于军委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成员则相当于军委常委。刘贤权得以从大军区副职被擢升至军队中枢，这着实不简单。要知道，就资历方面而言，诸多上将、中将都在他之上。

他可不单单是军委办事组成员，拥有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资格，同时还肩负着工程兵政委一职，之后又转任司令员，在这两个岗位上一待就是长达七八年之久。

1974年北京地铁修建之际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当时秘密外调了4个营的兵力进京参与地铁修建工程，就因为这一调动安排，被部分人无端扣上了不怀好意的帽子。但实际上，这4个营的兵力调动是经过上级批准同意的，绝不是某个人私自做出的决定。

在特定时期，由于部分人弄出了“放火烧荒”以及搞所谓“四个营”这样的状况，致使刘贤权、李德生等同志遭受了不小的冲击。

1975年4月，他被调至济南军区出任副司令员一职，此安排实则属于降职任用的情况。不过，到了当年9月份，有关四个营的问题经彻查得以明晰，他也获得了平反，只是其大军区正职的职务却未能得以恢复。

他曾于济南军区履职三年，而后便退居二线，转任济南军区顾问一职。起初，他倒没觉得有何不妥之处，毕竟还能够时不时地参与一些活动，也能查阅相关文件，只是不再像在一线岗位时那般忙碌了。

1982年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将离休荣誉证递到他跟前，这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。在他心里，自己投身革命都五十多年了，这猛地一下子闲下来，顿时感觉无所适从。焦虑之感即刻涌上心头，心情也随之变得有些低沉抑郁起来。好在后来经过组织以及家属多方进行思想疏导工作，他这才慢慢想通了。和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类似，之后他便开始了养花、垂钓、散步、研习气功、练习毛笔字等活动来充实生活。